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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
华东归来话广东
shuwon 2015-03-16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


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与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在市场开拓方面在全国是占了先的。


玩政策优势这张牌已经不大灵验了。广东只能实打实,靠真本事打擂台。


危机四伏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深感广东繁荣的后面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不知危机。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站在华东看广东,我看到了危机四伏。除了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同构性矛盾大之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恢复后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广东,危险的是人们面临危机而不清醒,广东部分人还沉浸在莺歌燕舞、自我感受极佳的状态里面。


上海滩的人、华东各省的人一旦觉醒,广东是很难与其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的成功是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成功。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进入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却成了好事。


回首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华东,广东有几大先天不足。这几大先天不足伴随时势转换,反而成了它在新机制中的最大后天优势。


第一个先天不足: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因为广东的经济地位不是太重要,不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没有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二个先天不足:作为“化外之地”,作为“准备打仗”的前沿地带,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直没有对广东进行大的投资。这一先天不足反而成全了广东,使它在机制转换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因袭较轻。


第三个先天不足:当地人正统文化素养相对淡薄,重运作而不重理念,又有崇商的历史传统。只要时机成熟,其原始经济意识很容易就焕发出来,而这种小商小贩意识天生又是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故称“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名副其实,这个风气就是商品经济风气。新风气同崇商传统一经结合,创造繁荣成了必然。


另外,广东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一旦改革开放,其“人缘”优势作为新世纪繁荣的催化剂,作用不可低估。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宏观制衡乏力,一遇时机就成全了广东无为而治格局的形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促成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约束能力,下面就以港为师,结果学出了一个市场化的乡镇企业、组合式的商品经济,广东的乡镇企业就是把香港的零配件拿来组装。广东货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打遍全中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组装型的洋枪洋炮打败了北方的大刀长矛。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上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是在市场开拓方面在全国占了先。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茶楼文化、以桥养桥、以路养路、土地批租等改革,无不可以在香港找到其源流。


几大问题


自由放任是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绝非永远的过程。“无为而治”并非万能。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赖以成功的主要客观因素有可能成为90年代广东上台阶的桎梏。如果广东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将会被已经觉醒的华东雄狮迅速超越,先天不足就会成为后天障碍。


如果说80年代广东靠的是感性,那么,90年代需要理性上的升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存在的几大问题表现出来了。


第一,政府调控乏力。


无为而治对于小商小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效果极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粗放时期,政府越不管,它发育得越好。为什么西方在第一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实施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推崇自由放任。确实,纯粹市场机制对于搞活经济、打破封建束缚、调动每一个经济细胞的活力,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能量是不可小看的。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就是天下熙熙皆逐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完全自由放任其发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市场经济自发的力量,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且在此基础上会形成垄断,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冲突会加剧,若任其发展,社会将出现动荡以至断裂。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保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干预。与此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流行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比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深圳,自发力量所必然产生的一些问题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如一部分人通过政治的、官倒的或其他特异的力量,已取得了地域的或行业的垄断地位。他们以垄断某些新兴行业、操纵市场为手段,来折腾商品经济中的小鱼小虾,甚至可以控制社会、插手政治。如时下的股市和房地产投机热中,就出现了手里能够动调好几个亿以至十几个亿的寡头,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个个小气候,搅得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惶惶不可终日,社会也动荡不安。


所以说,广东对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奇迹性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加剧的苗头以及社会崇尚投机等问题。这同迷信无为而治、宏观制衡乏力有直接关系。


本来任何一种财富都必须通过劳动作用于资源才能形成,而现在股票、证券、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以后,由于政府调控乏力,有些人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而出力劳动多的人却不能多得,诚实经营者也不能发财,最后会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意识带坏,社会崇尚投机倒把而不是劳动创造,这个社会最终是要被毁掉的。据说韩国政府已注意反思这个问题,即社会投机行为无限扩张对整个民族道德的腐蚀以及引起民族毁灭的危机问题。


继续无为而治,其结果将会出现富有的更富有、贫困的更贫困的社会现象。富有的人可能是官家子弟,或者是素质不高的人,这些人掌握金钱以后,将会用金钱的力量来干预、左右社会,扰乱商品经济正常运转的各种规则,其后患是无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解决。


第二,政府行为滞后。


表现在政府不该管的,它是没管;但政府该管的,有的也没有管好。这次我到内地省市采访后,反观广东,更感广东瓶颈问题的严重,即交通、能源滞后问题太突出了。连云南、贵州这样的落后省,都有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几百公里的汽车专用道正在大兴土木,但广东在这个问题上却远远滞后。高速公路讲了10年,还是广佛公路那二十多公里;去年一场雷雨,省内主要公路几乎全部毁掉;广州的堵车之烈,已使这一南粤名城取代台北而成为世界有名的“超级露天停车场”。我到山东去,山东的路段没说的了,真是高路入云端,可以望见天之尽头。山东千军万马齐上阵,不计报酬齐修路,尽管这种政府行为带有旧体制的痕迹,但毕竟政府在做事。


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动作,即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


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神奇的,但不是万能的;政府行为这只看得见的手是武断的,却是必要的。纵观中外,凡成功者,其经济运行机制无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两只手有机、有效的配合基础上的。


广东“四小虎”中的顺德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县政府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经济转换的关键时期,政府没有任其自然、无为而治。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农业第一步改革、经济面临上台阶的当口,政府顺应规律,积极引导,才有了今天这“以工业为主,以乡镇企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道路的成功。而邻近的南海县搞自由放任,国营镇村联户、个体放开一齐上、“五个轮子”一齐转,尽管经济也上去了,但回头一看,私人的小企业居多,许多人满足于在流通领域倒腾;没有拳头产品,没有骨干企业,“满天星斗,没有一轮明月”;经济档次低,后劲乏力。可见,有无政府行为的结果大不一样。


第三,软件上的滞后。


表现为包括人才、教育、科技高层次软件的滞后。


广东的先天不足,即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先天不足,一度成了广东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躺在老经验上。时势轮转,环境变异,一边是全方位开放格局已在全国形成,机会已不会独钟广东;另外是广东经济要上台阶,得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主、客观条件。广东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环境呢?


现在上海已经找到建立市场经济的“五个流”,确定了自己的发展乐盛;上海的地铁很快就修通,广州的地铁还在规划中。还有整个软件的建设,特别是市场,广东讲的市场多是集贸市场,这都是低层次的,现在讲到的市场是第三产业市场:金融、信息、技术、人才、期货,那才真是大市场。


广东更大的危机是,整个中国全方位开放以后,广东独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沿江沿海沿边开放以后,你有的,人家也有,你的诀窍人家已经学到手了。在这一基础上,原来产品经济下成为劣势的东西,现在会转换为优势,比如上海的这种觉醒。


一位山东人说,我们山东与广东相比,落后了5年;但你放心,山东这条巨龙一旦醒过来,广东将不在话下。这个话我相信。山东有资源和市场优势,这资源和市场,80%靠自身。现在又有了开放优势,同韩国这条亚洲小龙的关系也是前店后厂,类似于广东与香港的关系。另外,山东沿海的大港口以及铁路网络绝对不是广东所可以比拟的,是搞大工业的天地。在小商小贩活跃的时候,傻呼呼的山东佬是打不过精明的广东人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工业开始竞争的时候,广东人若还满足于小机灵、小聪明,到时候就无法登上真正的大舞台了。山东人的傻大黑粗、憨厚、认死理,反过来成为其优势了。


第四,产业结构上的滞后。


广东多是组装业,制造业很少。20世纪80年代它的腾飞并不是靠技术进步、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靠资金的大量投入,靠引进组装;然后利用沿海与内地政策形成的产业落差,用洋枪洋炮北伐。靠引进先进设备获得的繁荣不会持久,生产力的根本支撑还是科技进步。遗憾的是,广东实业界并没给予这一问题应有的重现。


再上台阶


机遇独钟广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微观放活的广东,90年代若不能补上宏观调整这一课,前景堪忧。


天下机会独钟广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东的许多先天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占了便宜,而现在可能成为上档次的大障碍。


上海实现观念和机制的转换后,政府机制将会在新的轨道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超凡的作用。而广东的诸种先天不足,特别是一些政府崇尚无所作为,挨到90年代需要上大工业项目,需要宏观调控、政府发挥应有作用时,它的局限性就将突出表现出来。


反观广东的近代史,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富足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几度短暂的繁荣。宋末、明末清初,伴随着政权中心的数度南移、外贸口岸的独占、人口的南迁,中国沿海的小商品经济开始发达:桑基鱼塘生态性农业的形成,大搞商品性农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广东人比起中原种粮食的人容易发财,所以出现了几次繁荣。但是这种繁荣随时势的转换——最典型不过的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外贸重心移向上海——这类重大客观条件变动的影响,加之珠江三角洲人追求奢华、享乐时尚的催化,繁荣很快归于寂落。条件特殊,钱来得容易,民风奢靡,讲求吃喝玩乐,社会风气败坏,最后不堪一击,稍微有点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包括战乱、王朝更迭,一下子是十室九空,田园荒芜。


殷鉴不远。我几次在珠江三角洲采访时,每每在为这里经济繁华的奇迹激动不已的同时,也对一些负面现象有所感慨:奢侈之风抬头,纳妾、赌博、放高利贷、享乐,一些人无所事事,锦衣玉食,满足于靠外来劳动力为自己打工,自己当小老板、小地主。待竞争条件一拉平,要真枪实弹打擂台时,败家子就会出现了。如果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反省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怎样来的,那么,我们将会得到历史辩证法的无情惩罚。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要上档次,周围是强邻四起,广东也面临一个脱胎换骨上档次的机遇。这个时候,对政府作为、政府水平要求更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发展,对官员的最高要求是“顶得住,保得了”,只要能营造并保护好广东能先行一步、锐意进取的小气候就是高水平的话,90年代对他们的要求和标准已远不止这些了。


1991年夏天我去上海,黄菊市长对我说,沿海与内地原来的时间差、政策差、优惠差一度是8年,后来是5年,最后是3年,今春小平南方讲话,二、三号文件下来以后,差距就只有3天了。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基本上是没有了。玩政策优势这张牌已经不大灵验了。所以依我看,广东就只能实打实,靠真本事打擂台。


最后话还得说回来,伴随时势的转换,广东的不少优势在逐渐丧失,但是,最根本的优势,即先行一步、大搞市场经济的优势并没有失掉。相反地,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广东的先发优势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范围体现出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结合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从已闭幕的广东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传出的种种信息可知,广东高层在宏观上已有了系统的设想和安排。我想,若广东上下能保持清醒头脑,知己知彼,扬长补短,那么,群雄并起的新时代对广东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再上台阶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